前言

十一位晋公历时150 余年成为春秋五霸之最。晋国的疆域东跨太行,东南出南阳,北进晋中、晋北,西逼关中,与秦、中山、齐、鲁、卫、周、郑等周邻各国接壤,山西全境自不待言,也扩张到河北西、中、南大部,河南黄河以北大部和黄河以南平顶山以西,陕西西安以东包括陕南的一部分地区,山东范县等西部地区。此时,翼城、曲袄、侯马、襄汾是晋国的核心,晋国都城无论故“绛”还是新“绛”,都成为诸侯听从晋公号令的地方。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后,变法图强,纷纷称“王”,都列人战国七雄,继续维护着周王朝的“共主”地位。天下法家出三晋,秦国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,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,三晋继续影响中国两千年。晋国与三晋,既是新兴封建阶级的根据地,又是封建法治文化的摇篮和战国法家文化的母体, 还是古代多民族文化的熔炉。称王称霸,正是三晋和晋国历史的倒叙。   如果说周王朝是太阳,晋国和三晋无疑月亮和明星,共同照耀着有周一代的天空。

星罗棋布

公元前2070年进人夏代,临汾夏代遗址少面积小,发掘了翼城苇沟,感军,曲沃曲村西、襄汾大柴、张槐、侯马乔山底、吉县内阳垣等。公元前1600年进人商朝,临汾更加萧条,侯马上平望、小韩、曲沃阎村保子等,有商代早期遗址分布,商代晚期汾河两岸的平原地带仅曲沃西许一处,而吕梁山南部除吉县上东村、隰县庞村,永和郑家塬各清理一座铜器墓葬外,永和、大宁、汾西等地零星发现就更多了,随莽品中铜鼎、斝、觚、爵、戈是商文化中习见铜器,金耳环、铜銎式斧、铃首剑和勺形马具等,明显带有游牧民族的特点,特别是下辛角一件铜觚圈足內壁上铸“与”字阳款族徽,标志着这里是另一种青铜文化。太岳山南部的浮山、安泽,才属商王朝的管辖,浮山桥北“先”国国君墓葬,具有典型的商文化风格。这是夏,商王朝对其西部土地的觊觎,和西部民族由农业向游牧业转化,也有向其东部扩张要求的必然结果。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周朝后,实行了与夏、商王朝不同的统治方式,即“分封建国”,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,与周同姓五十三,晋、霍、杨、贾国等便位列其中。晋国,分封时并不称晋而称唐,当时唐尧后裔把持的唐国周初发生叛乱,周公平叛后就把周成王的幼弟叔虞封到这里为唐伯,以“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”为治国方针;他的儿子燮父便升为“侯”,将国都迁到唐国南部的晋水旁,改国号为“晋”,称“晋侯”。之后,历晋武侯、成侯、厉侯、靖侯,到晋献侯时,墓葬中随葬的晋侯稣编钟,355字铭文清楚地记述了他跟随周王讨伐夙夷进军路线、立下战功并得到赏赐的经过。 “唐在河、汾之东,方百里”,位于今曲沃、翼城、襄汾、浮山的结合部“崇山”南北,崇山储藏着丰富的铜矿和铁矿,与浮山先国、翼城霸国、绛县倗国、襄汾贾国、洪洞杨国、霍州霍国为邻,汾河下流还分布着沈、姒、蓐、黄四个小国,吕梁山南部为戎狄所占据,与秦同祖的赵氏在造父时期,被周穆王赐封在洪洞赵城为赵氏,他的后裔叔带辅佐晋文侯。 西周时期正值我国历史上的寒冷期,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°C左右,一直持续到200年后的西周晚期。

星月交辉

晋献侯之子穆侯已经到西周末年了,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°C左右,一直持续到晋国灭亡。晋穆侯死后叔父殇叔篡权自立,四年后太子仇率领家徒袭杀殇叔夺位,为鼎鼎有名的晋文候。当时周幽王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嗣,废申后及太子宜白。宜白逃至申国母舅家,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杀幽王、伯服于骊山下,立宜白为周平王;而同时幽王的党羽虢公翰又立他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携王,形成了二王并立。第二年平王在晋文侯、秦襄公、郑武公、卫武公率兵护送下,将首都东迁到了成周(雒邑,今河南洛阳),进人东周时代。十年后文侯杀掉携王,周王室重归一统,平王作《文侯之命》予以褒奖。 晋文侯去世后,公元前745年昭侯即位的头一年,封叔成师于曲沃,到晋缗侯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79年,曲沃武公正式得到周釐王之命为晋公,通过桓叔成师、庄伯鳝、武公称67年的不懈努力,才以旁枝取代大宗重新建国,其间五位晋侯被杀,把晋鄂侯赶到了乡宁去了,涉及到周边八个诸侯以及周王,献公吸取这一教训,对同姓公族采取杀戮和放逐的“国无公族”策略,任用异姓为卿大夫,这也是晋国霸业的基础。 从晋文侯开始兼并了韩和佣、霸,扫清了镐京、丰京和成周之间的道路,晋武公、献公时达到了高峰,灭掉了霍、虢、虞、冀、郇、董、芮、魏、耿、贾、杨、沈、姒、蓐、黄东山皋落等近20个国家,这些国家有大国如虢国、虞国,也有沈、姒、蓐、黄四小国,晋国的地盘由初封时的弹丸之地,扩大到运城盆地和河南西部。临汾盆地的心腹地带及东部已尽归晋国,只有白狄在吕梁山南部的吉县、乡宁一带活动。

众星捧月

春秋以降,周王的绝对权力不断受到各个诸侯国的挑战,不得已只得策命诸侯之强者为“侯伯”,就是替他讨伐不听话的诸候。 晋文公名重耳,是晋献公次子。晋献公晚年爆发了“骊姬之乱”,国君历经奚齐、卓子、 晋惠公、晋怀公后国力疲敝,重耳在外流浪19年,公元前636年回国即位。他上任伊始厉行改革使晋国上下一心,第二年通过平息周乱使晋国名声鹊起。公元前632年以战车七百乘, 联合宋、齐、秦,在今山东堙城西南的城濮,退避三舍,战胜了看到齐桓公死后便图谋染指 中原的楚军,接着召集齐、宋、鲁郑、蔡、莒、卫于今河南原阳西南的践土结盟,史称“践 土之盟”,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“侯伯”,取代了齐桓公成为第二位霸主。公元前628年去 世后晋襄公继位,服丧期间身穿孝服率军在今三门峡市东的崤山,歼灭了企图越过晋境偷袭 郑国的秦军,从此矗立起一道屏障使秦国长期失去了东进的信心。襄公死后进人晋灵公、成 公时期,赵盾为首的赵氏势力如日中天,晋国霸业出现了空前的危机,但周王不肯任命新的“侯伯”。公元前599年成公之子景公继位,公元前585年晋国迁都位于的今侯马市新田,三年后景公亲自策划了“下宫之役”诛灭赵氏,经厉公到悼公,任用魏绛和戎,“八年之中,九合诸侯”,延续到其子平公,史称“悼、平复霸”。后又历经昭公、顷公,到公元前482 年 “黄池会盟”时吴王夫差先于晋定公歃血,晋国称霸150年,但夫差没有得到周王的任命, 直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与晋、齐等诸侯国会盟于今山东滕县南,周元王命勾践为“伯”。 晋国作为“侯伯”的年代,如果从这一年算终止年代,就是160年。 这一时期,临汾作为核心,每一块土地都与晋国公室势力的强弱息息相关。公元前514年, 赵朝为平阳县大大、僚安为杨氏县大大,在尧都区、洪洞,同时韩固为马首大夫,在今寿阳, 但不久赵以平阳换韩马首,平阳易手到韩,成为韩的根据地;公元前468年,晋苟瑶城高梁。 还有公元前543年的“绛县老人”,其时的“绛县”当在“故绛”附近,这些县都列入秦汉的“河东郡”。

三星在晋

公元前458年韩、赵、魏、智四卿公然瓜分了范、中行的土地,而不是由晋公赏赐;公 元前453年“水淹晋阳”,韩、赵、魏灭智; 公元前403年韩、赵、魏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, 号称三晋,瓜分了晋国。公元前376年即晋静公二年“晋绝不祀”,所以说临汾作为晋国核心区,也是三晋之源。 从周初封唐时“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”的治国方针和“重法度、尚变法”的传统,到公 元前513年赵鞅用“一鼓铁”铸造一件铁鼎,录范宣子所作的“刑书”,再到李悝变法“尽地力”和“善平籴”的经济政策和制定《法经》,奠定了三晋“法家之渊薮”的基础。受此影响,韩、赵也有动作,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,“循功劳,视次第”的因功行赏制度等,形成郡县制、封建官僚制和兵制的中央集权制,三晋秉承了晋国依法治国、适时变法而富国强兵,都名列战国七雄。正是由于三晋的法家思想,被秦国接受了才统一一天下,不久秦始皇建立了秦帝国,所以说晋国是封建统一帝国之源。此外,也涌现出荀子这样的新儒家、文学家和政治家。 战国时期临汾大多数时间、绝大部分地区属魏国,在霍山以南、沁水以西设河东郡。襄汾赵康古城,战国“汾城”,以后易名“临汾”;洪洞范村古城,即杨县;翼城故城、曲沃古城、隰县龙泉镇城北村的“古城”遗址等及乡宁县城发现的“鄂邑”,只有靠近北部的安泽、古县属赵。韩早在公元前497年就据“平阳”,公元前424年韩武子继位,随后把都城迁到了河南宜阳。 魏国以“安邑”为都,临汾是其北的另一个中心,令急于染指关东的秦国视为“心腹之患”, 公元前290年魏国无力抗击强大的秦国只得割河东郡以求和。临汾在战国晚期属秦,这时候 部分秦人已经生活在此了,所以在侯马墓葬中才出现了秦人特有的围沟墓、屈肢葬及墓主 人头向西的习俗。

星光灿烂

历史是灯,一天天朝我们走来。 由叔虞封唐留下了“天子无戏言”的佳话,后又升华成“君无戏言”的做人典范,成为晋国先民和历代山西人特有的气质风度,四百年后的晋文公同楚国作战中信守承诺,和明清 时期“晋商”的诚实守信,是这一典范和风度的再现。 之后,继文绍武,秦晋之好、唇亡齿寒、假虞灭虢、马齿徒长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、退避三舍、宾至如归、多难兴邦、赵衰举贤、病人膏育、楚才晋用、鞭长莫及、居安思危、困兽犹斗、马首是瞻、炳烛之明、结草报恩、竭泽而渔、数典忘祖、掩耳盗铃等一连串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,用另一种方式说着发生在临汾的晋国与三晋历史。 而晋国风俗人情的民谣,《诗经》中收录了“唐风”12篇,有5篇情诗、7篇劝勉诗。公元前544年吴国大臣季札出访鲁国,当他听到“唐风”时感慨道:“思深哉!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?不然,何忧之远也?”不是具有美德的唐尧之后,还有谁能够如此? 晋与三晋文化,创造于两千年前,潜移默化到今天,婚姻雅称结为“秦晋之好”,是对晋文公、秦穆公最好的回忆;每年寒食节,介子推割股奉亲、功不言禄的高尚人格,在鞭策着我们;说起明清晋商,老祖先是“金玉其车,文错其服,能行诸侯之贿”的“绛商”;评论每个人,晋国史官董狐不阿权贵忠实记录是一面镜子;我们欣赏着《阳春》《白雪》,便想到一代晋国乐师师旷;我们背诵“青,取之于蓝,而青于蓝;冰,水为之,而寒于水”,便想起“天行有常”的荀子······ 晋与三晋,是临汾历史上又一个辉煌时期,塑造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祖先们思深忧远、变法图新、当仁不让,出言必信的精神,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岁月的磨砺,已经成为历代临汾 人的行为特征。 历史“厚德载物”,生活在历史土地上的人们,生生不息。无论何时,临汾都同晋与三 晋文化紧密相连,因为,那是共鸣,那是魂;因为,那是旗帜,那是······